谈到中堂家具，我们首先不得不提的是中堂。

中堂之说起于唐，因唐、宋两代置政事堂于中书省内，为宰相处理政务之处，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随称宰相为中堂。

宰相办公的地方，自然是位置显赫。

发展到后来，中堂变成了厅堂中地位最为尊贵的位置。

在我国传统的房屋建筑中，厅堂的位置很重要，它是一户人家的脸面，又是主人身份与尊严的象征。

在传统的家具布局中，厅堂布局也最为讲究、最为严格。

中堂家具，一般由四仙桌或八仙桌、扶手椅或太师椅成对，再加上长条案和花架等组合而来的家具，在传统的家具中，这也是仅有的一套组合式的家具。

中堂的功能一般分为会客、行礼仪和佛堂三类。

中堂家具是所有的传统家具中最为独特的，并且作为会客厅中最为重要的一套家具，它体现了中式传统的礼仪。

有别于书房的私密和封闭，堂屋是主人会客、家族行礼仪的重要且唯一的场所。

会客和行礼仪讲究的是主宾、尊卑、上下、长幼关系，这种关系严谨地传达着中国人“孝悌忠义”的伦理观。

例如我们传统的中式婚礼，都有拜高堂的礼仪，即拜父母，在进行这个礼仪的时候，父母一般都是坐在厅堂中间的中堂家具上，接受新郎新娘的大礼，以显示出对父母的尊重。

中堂家具根据堂屋的用途，功能自然有所侧重。

依照传统习惯，扶手椅或太师椅的座序以右主、左宾或左为上、右为下为序，无论长辈还是僚幕皆宜“序”来入座，这叫坐有坐“相”，这个相，既是形式，又是内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家族中位尊的主人，不行仪式之时，平时也只在右边落座，一是表示谦恭，二是虚位以待，因此中堂的座椅不经常同时使用。

当堂屋兼做佛堂时，则翘头案正中有设佛龛，或设置福禄寿三星，或供奉已故亲人牌位，案上配置香炉、蜡扦、花筒等五供，用于祈福和感念。

中堂既是重要客人的接待之处，也是家庭议事的主要场所，更是对子孙进行人生立志教育和伦理道德感化培育的中心。

一个家的厅堂装饰设计和器物摆设，印证了这家人的伦理道德操守，更证实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教化意识无处不在，源远流长。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道德根文化，是系统论与一元论的文化，建筑学的能量气流学说同样囊括于其中。

堂屋或者厅，在建筑风水学上是住宅内能量与信息高度集中的地方，能量与信息的富集和释放，潜移默化地直接主导和影响着住宅内所有成员的精神状态，以及生命健康的盛衰。

因此，中堂位置是一个住宅中最为庄严神圣肃穆的区域，对于物品的摆放，墙壁悬挂或粘贴物的要求，都极其严格和慎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部道德文化教育的历史，文化教育的承传，始终贯彻着全民族“尊道贵德，敬天爱地，爱国敬亲，尊师重道”的精神文明核心。

中堂文化，饱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伦理的教化内容和进行教化的方式，这种“内容”和“方式”，曾为人类文明做出过贡献，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直到民国乃至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社会家庭中，都仍然还坚持着将“天地国亲师”的中堂文化作为每一个家庭的精神主导，将道德教育深入每家每户，既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引导着民族主流价值观，发挥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中华民族，历遭劫难，却几千年生生不息，与民族文化的精神传承，息息相关。

但是，近几十年以来，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渐渐淡出中国大陆的社会生活，只在少数家庭和爱好传统道德文化的人群中默默传承。

原因很多：历史的变迁、居室结构的西化、价值观的多元、生活的快节奏、现代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变化等等。

中堂的外在形式变化的过程中，中堂文化的内涵也同时被人渐渐地淡忘。

有趣的是，在港澳台地区以及一些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却仍然存在和承袭着这样的传统。

因为堂屋会客、行礼仪和佛堂的功能，决定着中堂家具日常的使用效率实际并不高，陈设其中的中堂家具跟“王谢堂前燕”一般，无法成为普通人家的必用品而“飞入寻常百姓家”。

可是另一方面，作为从古至今大户人家的必需品，登堂入室的中堂家具，并不因使用者稀少，而降低它自身作为家具重器的要求。

因为中堂家具属家居系列的高配置，构件多，体裁大，导致中堂家具选材用料的要求特别全面。

耗材用料多，用料大，各构件纹理色泽的搭配极其讲究，组合后即要符合整体体量的外观要求，还能满足各构件单独使用的功能诉求，简而言之就是：既协调又统一。

现代居室，人们追求轻松自在，简单明快，讲究居家舒适体验，不想太过庄严肃穆，无可厚非。

但是，家庭传承的言传身教总不能没有，潜移默化的伦理道德教化也不能丢。

其实，中堂的外在形式虽然有所简化和改变，但只要还有道德教化的精神，只要能够充分体现立身治家的概念，只要能够具有家族文化信息传递功能，中国制造的中堂文化，就能重新焕发光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复兴，“修之家其德乃丰”。

传统道德文化重新进入家庭，给家庭和个人带来道德正能量，养浩然正气，促修身明德，使家庭和睦、社会稳定，正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