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谈谈中国人的椅子，

对各种椅子分而述之。探寻其源流、故事与情怀。

中国人本来没有椅子，两千多年前，诸子百家开坛讲学，大都是席地而坐的。

椅子最早出现在汉灵帝时期，由当时的北方传入的胡床，胡床是中国古代最早的坐卧用具。

唐宋之后，带靠背高坐具开始逐渐流行，于是靠背椅、圈椅、交椅、官帽椅之类陆续出现，到了明代，就形成完备的高坐家具体系。

交椅

交椅普遍被认为是彰显特殊身份的坐具，但因其特殊的制式与使用，要保存完整以传世，并不易得。

因交椅既要满足折叠便携之需，又要以协调美观为前提负荷承重，可用于行军作战、围猎郊游中，因此也有“行椅”“猎椅”之称。

在中国，可看到的最早的直后背交椅形象是在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的五台山图里，行人挎着一把直后背的交椅。

在宋代的诸多古籍和书画里都能找到直后背交椅的痕迹，并且出现了横靠背与竖靠背这两种不同的形制。

在接下来五代之后的年代里，交椅的另一种形式——圆后背交椅开始大行其道，并且比前者更为风光。

宋人张端义在《贵耳集》中有载：“今之校椅，古之胡床也，自来只有栲栳样……”“校椅”即为交椅，“栲栳样”即为圆后背交椅，等级要高于直后背交椅，普遍被认为是彰显特殊身份的坐具，多设于中堂显著地位，这也是俗语所称“第一把交椅”的由来。

灯挂椅

灯挂椅是历史悠久的一种椅子，据朱家溍先生考证，它的出现只稍后于交椅，约在唐宋时期。

灯挂椅在古人意象中是最接近“倚”字本意的椅子，最是轻灵简便，所以适宜侧身倚靠，身体侧靠在椅背上，一只手挂在搭脑上，自有一幅怡然自得的模样。

靠背椅是最基本的椅具形式，简单的一张方凳，上面再接一个靠背，便是靠背椅了。

在靠背椅中，又有种常见形式，其搭脑出头且常向上弯曲翘起，可以顺手把油灯挂在上面，所以名为“灯挂椅”。

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中可见灯挂椅，一人正斜倚在一张灯挂椅上怡然观舞。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皇后像》中，赵构的皇后所坐的一具也是典型的灯挂椅。

南宋刘松年《笙乐图》中，一位文士也是侧身倚靠在正中摆放的灯挂椅上观舞听曲。

灯挂椅轻灵小巧，所以平易近人，它易于搬移，也最容易和其他几案搭配。

在一座院子当中，如果只放着一张圈椅或交椅，就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但如果摆着的是一张灯挂椅，不仅不单调，反而有一种诗意的美感。

禅椅

禅椅，被称作是拥有禅韵的一把椅子，它似乎“随心所欲”不合常规，但又有“不逾矩”的匠心独运。

椅盘宽大，使扶手加长，盘上空间益加开阔，审美旨向益趋极致，一切又无悖谬之处。

盘上盘下，左右进深，既合乎常规的使用尺度，又合乎人们的视觉审美尺度。

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萃珍》中提到的：“宋椅的靠背扶手三面平齐，禅椅的扶手稍稍下降，至玫瑰椅而再度下降。宋椅、禅椅靠背扶手之内都任其空敞，不加饰件。”

宋代佛教兴盛，各种佛画盛行，我们能够轻易地从中寻找出更多禅椅的形象。

《张胜温画卷》中的“禅宗七祖”里就有七把禅椅，材质分别为竹制，树枝制，木质，虽各有特色，但基本形制都为四出头，高后背。

各类罗汉图里，也能见到各种不同形制的禅椅。

我们或许可以想象，一位或许在当年再寻常不过的匠人，对着宋画，遥想着宋代坐具自然而然的简洁，用材质足够坚硬的黄花梨，任性地做出一把“不合常规”的椅子，一直减而再减，直至空灵。

圈椅

在唐末至五代期间，随着座椅的升高，之前在席地而坐时用来依靠的凭几，已经悄悄地演变成圈椅的样子出现在宫廷之中。

到了明中朝以后，兴起了讲究家具陈设的风气。

有了之前圈椅形制的演变，再加上明朝时出现的良好发展条件，圈椅的天圆地方形才算真正发展成熟。

明式圈椅独特的木作工艺，使其结构的结合精妙且不失实用性起。

明式圈椅多用三至五根木材，木材中间采用楔钉榫连接的办法。

这个做法既可以节省木材，又能增加椅圈各部分间连接的强度，不失为一种“妙方”。

有了弧形的椅圈，坐靠时整个手臂都可以有所承托、自然垂放在椅圈上。

与垂直的扶手椅相比，圈椅更能够让人感到适当的放松，却又不至于放松到没有精神。

而说到天圆地方形，许多说法都称其如何体现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

明式圈椅以圆材居多，正如明末画家文震亨在著作《长物志》里所说的“随方制象，各有所宜，宁古无时，宁朴无巧，宁俭无俗”一样，蕴含着不要强求、追寻本性的审美观念。

椅圈似天，圆而有形，椅面似地，方而规整，二者相加，宛如一方小天地。

官帽椅

所谓官帽椅，据考成型于宋代，因椅子搭脑很像宋代官员帽子，所以叫“官帽椅”。

“南官帽椅”，属官帽椅的一种，而另外一种叫“四出头官帽椅”。

“四出头”看起来舒展奔放，而“南官帽椅”则一副含蓄内敛的模样。

两者区别只在椅子搭脑和扶手部分，搭脑和扶手前端木材都凸出来的就叫“四出头”，没凸出来裹在那里的，就

凸出来裹在那里的，就是“南官帽椅”。

除了四出头和南官帽椅外，官帽椅中也有扶手或搭脑两出头的，但极少见。

王世襄先生《明式家具研究》一书中盛赞一套四具明 紫檀扇面形南官帽椅，称其为“紫檀家具中的无上精品，更是极少数可定为明前期制品的实例。”

著名中国家具藏家安思远，也有一套四件的紫檀南官帽椅。

其靠背板上，分别有后人仿祝允明、文徵明、周天球和董其昌的题识，是家具中极少见的有名人题识的款。

类似南官帽椅中值得一提的，还有美国藏家毕格史夫妇收藏的一对大漆扇面形南官帽椅，与王世襄先生的这把颇为相似，只管脚枨没有外露，洼堂肚变成罗锅枨加矮老。

另外，马可乐旧藏的一件榆木扇面形南官帽椅，也与王世襄先生的这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玫瑰椅

中国家具的命名颇有巧思，以花朵为名的中国家具，就只有玫瑰椅了。

玫瑰椅吸取了宋代流行的一种扶手与靠背平齐的扶手椅并加以改进而成的。

早在宋代名画《十八学士图》、《孟母教子图》《博古图》等画中出现，但至今未见实物出土。

玫瑰椅最为有意思的部分，是其美名之来源独特无解。

就连王世襄先生也只能说：“玫瑰两字，可能写法有误，名称来源亦待考。”

只有《鲁班经》一书有“瑰子式椅”的叫法，而南方多称其为“文椅”。

有人说，玫瑰椅也叫“小姐椅”。

古代的玫瑰椅似是小姐们的专属座椅，周庄著名的沈宅里，女眷客厅所陈设的椅子全是玫瑰椅。

玫瑰，向来有代指女子之意，故而“小姐椅”慢慢的被唤为玫瑰椅了。

作为弥足珍贵历史的玫瑰椅因玲珑小巧，用材纤细，保存尤为不易，存世量并不多。

较之精美的也只能暂举一二，如《明式家具珍赏》中的“清早期 黄花梨玫瑰椅”、现藏于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的一对“明末清初 黄花梨低背透雕岁寒三友玫瑰椅”等。

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南宋佚名《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中的折背样玫瑰椅

宝座

宝座无疑是最高等级的坐具，其礼仪与权力象征是第一位的，至于不考虑人体工程学原理，以至于帝王坐起来并不大舒服的这一点，并不在其设计考虑范围之内。

宋代时，宝座制作工艺就已相当成熟，至明清达到顶峰，既可置于皇宫中日常使用，也可于皇家园林、各地行宫陈设。

大多摆放在宫廷正殿明间的中心或显要位置，格外尊贵、庄严。

宝座就如帝王的“化身”，充分体现着帝王的权威。

雍正就曾为“新进太监，不知规矩，扫地时，挟持笤帚，竞从宝座前昂然直走”而颁下谕旨训示：“乾清宫等处首领太监等，嗣后凡有宝座之处，行走经过，必存一番恭敬之心，急趋窜步方合礼节”。

伴随着王朝更迭，战乱与动荡，珍存下来的古代宝座数量不多，且多为清代所制，藏于故宫、颐和园、避暑山庄及各大博物馆等机构，在民间市场上并不易寻。

如今，还有因种种原因散失至海外公私收藏中的宝座，还只能在原本不属于它们的地方隐隐散发着不容忽视的威严。

坐具与世相皆难免变迁，但所不变的，或许便是中国文明眼中的那种朴素之道和“上古天真”，而这实际是一种人情的温暖，虽说来话长、无可把捉。